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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台灣通過同婚專法，同志伴侶終於在台灣可以締結婚約關係、組成家庭，權益看似往前邁進一步，但在許多同志家庭眼中，他們的家庭仍缺了關鍵的一角。對於多數有意走入婚姻階段的異性戀情侶而言，結婚後下一步就是生育小孩，但台灣同志至今卻仍難以透過合法的管道，擁有自己的下一代。

Kelly等待擁有自己的小孩已有12年的時間。

從小就發覺自己的性向，又從大學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相關著作，Kelly原先堅定自己絕對不會步入婚育階段。但到了25歲時，「不跟異性結婚，一樣可以養育小孩」等婚育分離的想法開始萌芽，想像如果可以跟伴侶有自己的後代，可以好好傳遞自己對世界的觀察與想法應該會很棒，從此有了生育下一代的念頭，卻沒想到一路走來崎嶇漫長。

前些日子才剛在美國結束第二次人工生殖手術的他，語氣有些無奈，但仍沒有想過放棄。

同志社群想要生養自己下一代的渴望，並不輸給眾多求子心切的異性戀夫妻。2005年由「女同志媽媽聯盟MSN社群」發展，後續擴大為同志生養的倡議組織「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」（以下簡稱同家會），多年來已幫助超過2700位、大約500至600對同志伴侶組成家庭。看在同家會秘書長黎璿萍眼裏，渴望擁有家庭的同志群體遠超過這個數字。

同志結婚的同時，也喪失收養子女的權利

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通過以前，想要擁有自己的下一代，在台灣本是困難重重，除了生理構造的限制，即使想透過領養的方式組成家庭，也不見得比較容易。

黎璿萍解釋，過往單身收養成功的機會就很小，主因在於普遍這些等待照顧的孩子，都需要收養方花更多的心思了解與照顧，對缺乏伴侶或後備照顧資源的單身者負擔較大。除此之外，在整個流程裡出養方擁有最大的選擇權，如果對方本來就希望由一對情侶或是家庭照顧，單身者自然容易被排除在外，無關乎你是否是同志的身份。

但如果只是「法律上」的單身，實際上是有一位穩定交往的同性伴侶想一起收養孩子，又會面臨到「我應該對社工出櫃嗎？何時出櫃才好？」的問題。雖然法律有明文規定不能基於收養人性別特質、性傾向等等，產生差別對待，但是收出養評估過程漫長，「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對你不信任，或不是這麼友善的收養單位，這段評估你是走不下去的，甚至你連走進去的機會都沒有。」

而在同婚專法通過後，同志終於可以選擇結婚，卻也因此喪失收養子女的權利。根據《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》第20條規定：「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時，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。」由此得知同志若想要建立親子關係，只能收養他方的「親生」子女。

換句話說，同志一旦透過同婚專法成家，就不具備收養小孩的權利，「結婚、還是收養小孩」，成為同志家庭殘酷的二選一。

根據同家會的觀察，向他們諮詢的同志伴侶中，選擇走收養方式的人，比選擇人工生殖少了6至7成，正是因為台灣目前收出養法規基本上將已婚同志伴侶排除在外，更多的還是藉由繼親收養的重組家庭模式，將其中一方曾在異性婚姻中扶養的孩子納入同志家庭中。

收養行不通，那人工生殖可以嗎？

事實上，台灣《人工生殖法》並不適用同志伴侶或單身女性，因此同志如果想利用生殖科技生育下一代，必須飛到其他接受跨國進行人工生殖手術的國家，才有機會懷胎生育。除了未知的風險，也需要承擔高額的費用與代價。

艾莉在2019年到柬埔寨金邊接受人工生殖手術，於隔年順利誕下一名可愛小女嬰，他經歷了多數有生育想法的同志都曾走過的路。他從26歲開始就有生養的念頭，他嘗試過滴精、A卵B懷、或用領養的方式與另一半組成家庭等方法，卻都因為顧及小孩子的權益與福祉不得不放棄。

「我沒有辦法接受另一個媽媽在法律上完全沒有任何關係，在沒有替小孩想過其他的保障前就直接把他生下來。」

當艾莉逐漸放下當媽媽的念頭時，但伴侶卻變得積極、不願放棄想要小孩的心情，讓她願意再做一次嘗試，終於在40歲時生下自己的小孩。相較其他求子多年的同志伴侶，艾莉表示自己是屬於比較幸運的那一方，從諮詢到植入胚胎僅花了3個月的時間就成功懷孕，但過程中仍對同志在台灣生育的重重波折感到不平。

曾有一次到生殖中心諮詢，櫃檯的護理師疑惑台灣生殖技術優良，他為什麼要冒著風險到國外進行手術。面對護理師的疑問，艾莉也同感困惑，「對啊！我們明明應該要可以在這邊做。」相較生殖中心醫師普遍理解、有些甚至加入爭取《人工生殖法》適用同志伴侶的行列，普羅大眾對於同志成家的認知仍不足，也沒有意識到法律中暗藏的差別對待。

《人工生殖法》的局限不只排除同志、也排除窮人

經歷人工生殖手術的Kelly，也曾對同志被迫需要到國外求子的困境感到很不滿。「為什麼國家可以這樣對我，讓我要去承擔我本來不需要經歷的成本與風險？」選擇到美國進行人工生殖的他，就發現不同國家用藥規範的不同，不僅大幅增加與醫療團隊的溝通成本，更讓整個療程充滿不確定性。

「我們整個人工生殖法的制定，就是建立在異性戀婚姻的基礎上。」長期關注並倡議同志權益的Kelly表示，在同婚專法通過以後，大眾對於同志權益的關注逐漸冷卻，讓同志生養相關法律修法卡關，很難再往前推進一步。

Kelly坦言，到國外進行人工生殖的選擇是非常階級化的。若不具備一定的財力與社會階級，一般人並沒有這樣的餘裕，花上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往返進行療程。「仔細想想，我們的法規其實很殘酷，他不只排除了同志，也排除了窮人。」

同志成家的願望不曾間斷，不只年近40的Kelly仍在努力，今年26歲、剛轉換職業跑道的April，也渴望可以擁有自己的下一代。

他坦言自己選擇進入科技業工作，就是想存多一點的錢，未來有機會可以到國外做人工生殖。目前他已有穩定交往的伴侶，雖然有家人的支持與後援，仍難以預期何時才有機會跟伴侶繁育下一代，共組家庭。

法規對同志的限制，反映社會如何定義何謂「正常的家庭」

長期倡議同志權益的Kelly指出，現階段《人工生殖法》對同志的不友善，除了凸顯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外，也創造出一種氛圍，「如果你沒有達到政府眼中的某種條件，其實你是沒有資格去生小孩的。」不只是同志因身份被排除，這也會去影響到整個社會如何看待生育這件事情。

艾莉也認為在討論生育自主權的同時，同志並不需要特別被放大檢視「是否有資格、或適合生育」，當你今天認為自己在經濟、生活上都能獨當一面，同志選擇是否要生育、甚至如何生養小孩，跟異性情侶所面臨的問題都是一樣的，應該要一視平等的被討論。

「每個人身上都有數不清的標籤，同志對我而言只是其中之一個。」

同家會秘書長黎璿萍認為，相較於收養與代孕議題，政府對於人工生殖法上，態度相對開放且積極，衛福部於2020年就有邀集各方專家與NGO參與討論女同志配偶是否納入適用對象，但因為後續加入代孕議題的討論，使得修法方向相對龐大，目前尚無具體進展。

以同家會目前的觀察，近兩年同志收養申請大法官釋憲有諸多突破，讓同志團體積極爭取落實修法的機會，「除了同志收養權益以外，還有另外一群已經完成單身收養的同志，卻遲遲無法讓已婚伴侶獲得監護權，成為另外一位家長。」

黎璿萍希望讓更多人看見同志的困境，不只是想收養不能收養，更存在已經被收養的孩子福祉不夠全面的問題，「我們希望把法治上缺少的一角補回來。」

新聞來源：關鍵評論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