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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在疫調記者會上，台北市長柯文哲發表了「同志團體也是問題」的說法，於是台北市議員林穎孟批評這是污名化。一開始，聽打員修正為「同住團體」，希望不要標定特定族群，柯文哲的支持者也如此為其辯護。然而，於12日晚間，柯文哲臉書粉絲專頁發布了一則貼文表示：

今天在記者會上，我提到臺北市確診數持續下降，但「廣義家戶感染」仍是佔大宗，許多感染都來自親戚群聚、合租公寓，甚至友人的聚會活動。

我平舖直述近日的疫調結果，提到同志團體四個字時，馬上有議員反彈，要我道歉。其實，大家可以聽聽看記者會，我沒有任何汙名化或歧視字眼，或否定特定族群的身分與自我認同。只是平舖直述疫情現況，提出善意的提醒。

在常態的語境之下，「同志團體」指涉的是「同志議題相關的非營利組織」，有民間單位或公辦民營的機構，主要是醫療、心輔、教育、社會福利或社區服務團體，並不包含同志酒吧等店家。

以實體服務據點位於台北市的同志團體來說，則包含了民間組成的同志諮詢熱線、伴侶權益推動聯盟、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，還有公辦民營的彩虹酷兒健康文化中心，以及擁有同志方案的婦幼團體——勵馨基金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。

根據這些團體的網站資訊，這些團體的實體服務（法律諮詢、愛滋篩檢、庇護安置等）都有在疫情期間持續進行，改為事前預約並採實聯制，以及配合政府相關的防疫配套措施，並未有工作人員、實習生、志工或個案群聚感染匡列的相關訊息。

關於這部分，我們可以透過柯文哲在疫調記者會的發言，進行一些觀察分析：

現在，最頭痛的是家戶感染。我對家戶感染是廣義的家戶感染，不一定是說他們有親戚關係的。比方說，聚在家裡打麻將這也是個問題，或者是同志團體也是一個問題，或者是大家合租一個公寓也是個問題。家戶感染在台北市是廣義的家戶感染，這是目前比較頭痛問題，真的在社區感染的不多。

於是問題來了，柯文哲是怎麼定義「同志團體」的？按照上述柯文哲在記者會的說法，重點是在「廣義的家戶感染」，柯文哲所指涉的——很可能是「同志家庭」或「同志聚會」——與一般對「同志團體」的定義完全不符。

如果柯文哲是用「同志團體」來稱呼「同志家庭」，代表柯文哲根本不認為——同志伴侶結婚或同居共組家庭可以被稱為「家庭」，請問這不是歧視什麼是歧視？試著想想，並不會有人用「新住民團體」來稱呼「新住民家庭」，身心障礙者共同組家庭也不會被稱為「身心障礙團體」。難道哪天柯文哲跟陳珮琪發生家戶感染，柯文哲會說「醫療團體」或「政治團體」也是一個問題？

如果是第二種狀況，一群同志聚在一起打麻將、玩桌遊感染，就算是聯誼、約砲還是轟趴感染，筆者先是不明白特別標示性別身分要幹嘛，異性戀者打麻將、玩桌遊、聯誼、約砲還是轟趴感染就不是問題嗎？

更奇怪的是，上述狀況也不叫作「同志團體」，難道一群婆婆媽媽喝下午茶感染，一群老人下象棋感染，還是一群小孩偷跑出去玩感染，柯文哲也會說稱之為「婦女團體」、「老人團體」跟「兒童團體」，然後說這些「團體」也是問題嗎？

面對這麼荒謬的言論，卻還有一位支持柯文哲的藥師為其辯護表示：

在三天前也已有醫師提出相同問題，HIV的患者在疫調匡列隔離上會相對的困難，而根據醫學統計，男性同志族群是HIV患者的高風險族群……醫學統計不是讓你對特定族群歧視，而是為了讓你知道原因，進而從危險的傳染途徑降低感染風險……而正好最近北市聯醫觀察到HIV染病的人數有偏高的趨勢，值得大家留意。

統計數據本身可能不是歧視言論，但是「把統計數字轉化成一般語言的過程」則充滿了詮釋空間，經常反映了詮釋者立場。比如說，在統計數據上，早期原住民族學童的課業平均表現經常比漢人學童來得差，但這是出自於：部落與都市的城鄉差距、家長的經濟條件與職業類別、教育場域以誰的文化（如中文的文言文）為標準等因素。

如果詮釋者沒有好好解釋清楚，只有粗略地說一句「原住民學童的課業表現比較差」而已，那就可以被用來進行種族主義操作，並且強化社會上既有的偏見或污名。

因此，這位藥師的說法有非常明顯的謬誤，與該名醫師的原始說法完全不一樣。該名醫師的說法是「最近似乎HIV愛滋病患染疫情形比例偏高」，除了隻字未提「同志團體」之外，也強調了問題在於「HIV族群的疫調匡列隔離會相對困難」，指出了HIV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污名化處境。

以統計學解釋來說，「（未做安全措施的）肛交行為較容易感染HIV」跟「近期感染Covid－19的HIV感染者比例上升」是兩份完全獨立的統計數據，並沒有因果關係（除非曾有肛交經驗會增加感染Covid-19的風險），不能把這些統計研究數據隨意混在一起講，而且完全沒有數據模型來實證並進行解釋。至於「近期感染Covid－19的人是否有進行過男男肛交行為」完全就還在「研究假設」（hypothesis）階段，並不屬於研究結果，不能直接對外如此宣稱。

舉例而言，在性創傷議題的領域中，「LGBT兒少遭受性侵害的比例較一般兒少高。」跟「媒體大肆渲染性侵害新聞時，性創傷兒少更容易出現自殺念頭與自殺行為。」這兩份數據確實都存在，但這是兩份獨立的統計研究，並不能合併成「媒體大肆渲染性侵害新聞時，LGBT兒少更容易出現自殺念頭與自殺行為。」來進行敘述，這聽起來很荒謬，好像同樣的現象也會發生在沒有性創傷問題的LGBT兒少身上一樣。

在這位藥師為柯文哲辯護的論證過程中，「HIV感染者」先是被抽換成「男男性行為接觸者」，再被抽換成「男同志」，又再被抽換成「廣義的同志族群」，最後被抽換成用來指稱非營利組織的「同志團體」。如果你蒐集好資料，跑完統計模型計算完之後，結果在解釋統計數據的階段，卻直接把「樣本」跟「自變數」的名詞給整個抽換掉，甚至根本來自完全不同的母群體，這並不符合統計學的基礎架構，而是一種扭曲或造假。

此外，柯文哲與這位藥師民眾的發言，都充分了表現出他們對助人工作專業的極度不尊重。對於社工或心輔科系的學生來說，「去同志團體實習」是一件再也正常不過的事情，就跟去服務受暴婦女、弱勢兒童、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的相關單位實習一樣，對社會的貢獻程度，也不會亞於醫學系或藥學系的學生去醫院實習。明明別人的工作是在為不被家長接受、遭受家庭暴力的LGBT兒少媒合庇護安置資源，卻被說成是「防疫破口」的問題，甚至是跟開轟趴沒有兩樣的行為。

最後，我們可以總結出兩點：

第一，柯文哲沒有認真看待這些登記立案、承辦政府業務的同志議題非營利組織，至少沒有如同看待兒福團體、長照團體一樣認真。只要一群同志聚在一起或住在一起，對柯文哲來說，就叫作「同志團體」了。

第二，柯文哲沒有平等對待同志家庭，一樣是所謂的家戶感染，一般異性戀家庭就只是家戶感染，同志家庭要被特別標籤化，還要被稱為「團體」，根本沒被當成「家庭」來對待。這些發言，其實都反映了柯文哲背後的偏見，並且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台北市的市政運行。

新聞來源：關鍵評論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