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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一次「動物性與性暴力」的網路討論中，有一些論點實在讓筆者難以苟同。除了否認人類擁有「動物性」以外，還有一些進步論者美化或神格化「動物性」，這些論點讓筆者感到有些疲倦。

筆者能理解這是要打破「動物性＝野蠻」的想像，但非人類動物（如寬吻海豚、海獺、阿德利企鵝）確實存在性暴力行為，甚至有時是跨物種的。

必須強調的是，「動物性」並不等於「天性」或「本能性」。目前已有許多動物研究指出，非人類動物也有社會化現象，像是娛樂行為或流行文化（如夏威夷僧海豹會在鼻孔插鰻魚），且環境賀爾蒙、環境破壞、氣候變遷等因素也會影響動物的行為，包含誘發暴力行為等等。

如果我們把非人類動物等同於「暴力野蠻」或「非暴力純潔」，而不去探究動物暴力行為與動物社會、環境生態的關係，這也是有問題的。

所以說，性暴力確實跟「動物性」有關（很顯然地，植物沒有「人類認知中的」性暴力），因為不可否認人類就是一種脊椎動物、哺乳類動物、靈長類動物。即使「動物性」不是性暴力的唯一或主要成因，還有「社會性」、「環境性」或「生態性」等交錯因素，也不該全盤否認「動物性」對人類行為及社會的意義。

如同男監內的性暴力經常是為了展現權威所為，有些非人類動物也會有出自類似原因的性暴力行為（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）。我們可以發現：這種野蠻／文明、自然／文化、非人類／人類的二分法，似乎顯示出人類社會的不夠謙卑。

人類社會之所以需要性暴力防治，並且強調以社會層面著手，就跟干涉食物鏈的倫理學討論有點類似。野生動物攝影師可能會阻止鱷魚吃人，但通常不會阻止鱷魚吃斑馬。人類社會顯然不會想花時間跟資源，去投入海豚性侵海龜的防治工作，即使這件事情可能造成海龜身心受創也一樣。

因為這是基於一種從人類集體利益出發的倫理學，從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到女性主義的性別平權；而且性暴力對政治、經濟、學術發展都是有害的，比如一個有能力成為發明家的女孩，可能會因為被父親性侵而輟學。這才有了今日民主社會對性暴力防治的共識。

只有犯罪者必須負責嗎？

除此之外，筆者對王婉諭委員所言「性暴力犯罪事件中，只有一個人必須為此負責，只有一個人可以阻止性侵事件發生，那就是犯罪者」一樣無法完全認同，儘管筆者知道王委員是想駁斥譴責被害人的論點。

• 【關鍵時事】別胡扯「動物性」！性暴力犯罪事件中，只有加害人必須為此負責

筆者很欽佩王委員在犯罪防治、兒童安全上的貢獻，但真正讓筆者不得不欽佩的是，身為犯罪被害人家屬，王委員意識到犯罪是有社會結構因素的，不能單靠嚴刑峻法處理。在社會結構因素的脈絡下，也有越來越多婦女團體意識到：家暴、兒虐、性暴力甚或情殺的行為人，是需要投入資源協助與服務的，而且有不少行為人曾經或同時是被害人。

但這次王委員的發言，恐怕忽視了這一點。筆者不是在說被害人必然會成為行為人，這是一種對被害人不當的偏見，更不是在說行為人不用為自身的行為負責，而是在說：

如果我們沒有給被害人足夠的資源，或是在行為發生之前就阻斷誘因（以現實案例來看，曾遭受性侵的成年女性，拿異物捅入小時候性侵自己的人的肛門復仇，這也構成性犯罪），也沒有給予更普羅的大眾正確觀念的教育，尤其是對「合意」概念的性教育（套一句《論語・堯曰》的經典名句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」 ）等到這些人成為性暴力行為人時，才大刀闊斧地喊打喊殺，這並非符合社會正義的行為。

禁止男人出門？

再來是，在這次的討論中，「禁止男人出門」的論點也再次流行。筆者能理解這是為了要反諷男性沙文主義者要求女生穿多一點、晚上不要出門或出入「危險場所」等論點，或者是某些人基於生命經驗產生的情緒發言，並不是真的要立法或透過實際行動把男人關起來。然而，這種起源於1970年代末西方社會的反諷論調，放在2020年代的台灣社會顯然有些不妥。

以前會有這種論點，是因為西方社會當時有一種「（尤其是晚上）把男人關起來，女人就能自由穿梭公共空間了！」的想像，但這種想像主要來自菁英、中產階級、生活在都市、身心健全、且無照顧工作的年輕女性，完全忽略貧富差距、城鄉差距、無障礙空間、照顧工作的影響。

一個住在農村、育有年幼孩子的貧困輪椅族單親媽媽，很可能不會因為對男人實施宵禁，就能半夜放心出門去。在重視多元文化主義、多元交織性的今日，這樣的論點已經顯得有點過時了。

更何況，現代台灣社會以熟人性暴力占最大宗，且對兒童的性暴力更以家內性暴力為主，筆者個人看不出來這種反諷的正面社會效益是什麼，不僅延續甚或強化了「陌生暴徒襲擊」的性暴力迷思，實際操作上也很有可能會助長暴力發生的機率及頻率。好比在疫情期間，各國封城政策導致全球家暴率升高，這便顯示出，把男人（也）關起來未必對婦女兒童比較安全。

題外話，在後疫情時期，已經有些女性主義學者對前陣子「疫情期間婦幼受暴機率增加，是因為她們被迫跟（男性）施暴者關在一起」的論點進行回應，筆者不知為何台灣網路社群上，對「疫情期間家暴率升高」的詮釋還是以此論點為主。

根據那些回應的論點，疫情期間主要增加的很可能不是「權控型家暴」而是「衝突型家暴」（或「家庭衝突」），而且物質匱乏、經濟壓力與疫情恐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至少不亞於男性宰制對家庭動能的影響，即使是原本和諧的家庭，也可能會因為疫情變為高衝突家庭。

目前有些網路倡議者喜歡片段引用學術名詞或概念，但有些學界行之有年的觀念，包含互相評論、同儕審查的傳統，顯然沒有發生在網路上，只有立場截然不同的兩方在論戰，並且立場相近的同溫層互捧，甚至很多論點只是老調重彈。

筆者能理解目前網路討論的生態是如此，但對身處於學院的筆者來說，也希望我們的網路討論可以不是以點擊率為主要目的，能夠有機會進入更深層的討論，當然代價很可能是大眾傳播、倡議效果上的障礙。

新聞來源：關鍵評論網